一

很久之后，王学文做了一个梦：

那年开春他们师徒三人打的两口纯杉木棺材，被漆上上好的老土漆，油亮亮的，晃得出人影子来，像两锭华贵的乌金。又像两艘即将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的航船。即使他从来没有见过大海，也没有见过真正的航船。

在那个阳光明朗的清明节的前一天，他从山上砍柴回来，大老远就看到师父黄仁贵家院坝里燃起一堆柴火，火势汹涌，火苗子巨龙一般舔舐着王家坝的穹笼。那两口崭新的棺材就停放在火堆旁边，盖子打开，师父黄仁贵和师弟何棒槌穿着整洁的麻木衣服，分别躺在两口棺材里。

王学文扔掉背上的柴薪，飞快地跑上去。“师父，师父。”他大喊。“棒槌，棒槌，你们干什么？”他们都没有答应。

火越燃越大，眼看着就要将整个村庄吞没。

王学文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平静地盖上棺材盖。

随后，那两口装着师父和师弟的棺材就缓缓地飘起来，飘过火堆，超过那火苗子的高度，又朝着何家坡的方向飘去。

棺材飘到了何棒槌家之前瓦房的位置，在半空中绕了好几圈。

王学文一路追赶，汗水打湿了他的衣服，淌到他的眼睛里，火辣辣硬生生地疼。

他看着那两口棺材一前一后，忽高忽低，像两只黑色的风筝，越飞越快，越飞越远，越飞越小，小成两坨黑色的石头，小成两粒黑色的小点……

二

月亮明朗，凉风一阵一阵吹来，老棺材匠黄仁贵坐在院坝里的那把竹子靠椅上，小口小口地啜着苞谷酒，劳累了一天，他很享受这样的时刻。整个王家坝沉浸在惬意的氛围中，如果支起耳朵仔细听，还能够听到坝子中间那条河里传来隐约的娃娃戏水的声音。

夜晚是王家坝真实的时刻。夏天的夜晚是王家坝最和谐的时刻。仔细算算，棺材匠老黄已经度过了六十九季这样的夏夜了。这几年，每一年的夏夜都大同小异。或者说，自从大上前年老伴儿去世之后，棺材匠老黄就对身边的一切木然了。

老黄一直坐到下半夜，这时候感觉很有些冷。他提起洋瓶摇了摇，一瓶苞谷酒早就吸干了。他这才悻悻地回到屋里。到了这个年纪，就没多少瞌睡了，就像老黄，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睁着眼的，老伴去世之后瞌睡更是少，少得可怜。

老黄突然想给儿子黄礼福打个电话，当这个想法萌生后，他发现自己的确是想儿子了。他看了看手上那块石英表，两点二十多了，这个时候，儿子早就睡了。那表是儿子给他的，有些年头了，老黄一直宝贵着呢！干活儿的时候不带，只有闲下来，他才会仔细地带上。

上一次和儿子通电话，是三个月零七天前，自己的堂哥，也就是黄礼福的大伯去世。但是儿子没能回来，说是出差去了。黄仁贵不怪儿子，他知道，儿子工作忙，北京上海到处跑，哪有时间和闲心再来管王家坝的鬼事情哟！他不怪儿子，每当想到儿子能去上海，去北京，甚至去了外国，他就觉得开心。想想自己这一辈子，除了这屁股大的湾子镇，这卵蛋大的王家坝，就没去过其他地方了。

儿子去的是一个叫做什么吧唧的国家，儿子在电话里给他讲了好几次那个国家的名字，可老黄总是记不住。后来，每当老黄说起儿子出国这事儿，村里人就笑，边笑边说：“老黄，就是你说的那什么鸡巴国吧！”渐渐的老黄就不愿意说了，不过他自个儿也犯嘀咕：这是个什么国家呀，取个这么难听的名字，也不怪别人叫他鸡巴国。

第二天棺材老黄照旧起了个大早，堂屋里还摆着何家坡何孝银的棺材，只差上漆就完工了。上漆是道麻烦的工序，得花上半个多月，先要用砂布将棺材砂得干净，然后用乳胶和砂灰将那些稍微凹陷的地方填饱满，再用菜油过一道，之后才能上漆。上漆也极有讲究，用纱布滤出精到的土漆，然后用柔软的毛刷一刷一刷地刷上去，一天一道，接着刷十来天，才能刷完。

但在动手上漆之前黄仁贵得先去一趟王忠民家，王忠民是王家坝唯一一个电工。老黄堂屋里的电灯不亮了，他要去请王忠民来将电灯修亮，这样才方便他晚上干活。这会儿，老黄正穿过田坝，走在去王忠民家的路上，他已经走到河边，准备过桥了。这时候他看到了侄儿黄兴国正从河对面走过来，他想：黄兴国狗日嘞不是在外地打工吗？怎么就回来了？难道是干不下去了？他这样想着，黄兴国已经走到他跟前，笑呵呵地递上一根烟：“黄叔，这是要去哪点啊？好久不见你了，身体还好得很嘛！”老黄掏出打火机，将烟点燃：“你龟儿不是在外面打工吗，咋地，不干了？”“不是不是，我是来接我老娘的。”黄兴国说道。“我在昆明打工，大人娃娃都在那边安顿下来了，我老娘年纪大了，一个人在家不方便，我打算把她接过去和我们一起住。我说老黄叔，你也就别犟了，礼福大哥来接你几次了，你也跟着他去城里住吧，你当年抚他读书可是辛苦得很嘞，也去享福几天嘛！”

老黄“嘿嘿”地笑，然后走开了。侄儿子说的话，他不是没想过，儿子也确实三番五次要求自己搬到城里去，为这事儿父子俩甚至吵过口角。但老黄实在不愿去，他也知道在王家坝这地方苦，但是他丢不下自己的老本行，丢不下那几块地。左手种地，右手打棺材是老黄的生活常态，他从心底里抵触城里的生活。虽然他并不是很清楚城里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，但他心里清楚得很，一旦离开王家坝，就再也不能够继续打棺材，再也不能够继续伺候那几块薄地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打了一辈子棺材，却还没有为自己打上一副。一个棺材匠末了却睡不到自己亲手打的棺材里，是种莫大的悲哀。

要真到了城里，指不定死了就得被火化，这也是老黄极为恐惧的事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尸骨棒棒都剩不下一根喽。”

电灯修好了，老黄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沓用花布包整齐的票子，这些票子大部分是自己帮别人打棺材的工钱，还有一些是自己平时卖苞谷洋芋攒起来的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花布，然后抽出一张红色的面值一百元的票子，他准备把这张票子交给王忠民，作为帮自己修电灯的报酬。当老黄一本正经地将票子递给王忠民的时候，王忠民笑了：“老黄叔，客气啦，用不着钱嘞，帮别人家我随便修修收点手工钱，帮你修我就不收钱了，去年你帮我爹打棺材你还让了三百块钱嘞！”老黄又嘿嘿地笑了。

以往，请老黄打棺材的人络绎不绝，但这几年少了，一年少过一年。眼下，做完了何孝银的这一口，就没得做了。

外地人不清楚，早些年，在王家坝这地方，棺材匠是个极为神圣的职业。哪一家要打棺材，也是十分慎重的。王家坝就老黄一个棺材匠，自然是要央老黄打，但王家坝人多，老黄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后来老黄收了两个徒弟：本村的王学文，何家坡的何棒槌。

老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自然要给自己准备好后面的归宿。大多数人家有自己的树林，叫上自己的儿孙们，到树林里去，选一棵上好的杉树，要粗，要直，放倒之后把老黄请过来，一是要老黄指挥下料；二是谈工价钱。但老黄是不会明说他要多少钱的，打从十九岁上他出师自立门户起，他就是那腔话：“你们主人家自己看嘛，我做的是良心活，做得好，老人归天之后儿孙人财两旺，发财发富。做得好，我才有资格收你们几块辛苦钱！”这腔话大家也都清楚，一般情况下主人家会比照着上一家多给几块，也有些人家就按照上一家的工价钱给。

几十年来，老黄清楚，自己该怎么做，该收多少。

有些情况下，老黄也会特别对待。比如早夭的，或者突发疾病死亡而没有棺材的。每每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老黄都会连夜赶工，但这些情况下死去的人被看做是不吉利的，所以他们享受不到上漆的杉木棺材，只能用香椿木来做，做得快，不免潦草。加上不用上漆，省去麻烦的工序，所以一夜之间老黄就能完工。只是做这种棺材老黄从来不叫“打”，而是叫“制”。也不会称其为棺材，只称作“匣子”。这微妙的称呼，却不知道老黄是什么时候学来的。

三

湾子镇不比王家坝，好歹是个镇子，显然比王家坝热闹，也比王家坝复杂多了。镇上分为致富；小康；和谐三条街，三条街首尾相连，围着三湾潭绕成一个半圆。小康街是湾子镇最热闹，也最繁华的地段，超市，服装店，酒楼，发廊，林林总总。致富街是一些小厂，木材加工；造纸；装潢等，杂乱，拥挤。和谐街又分农贸市场和牲口交易市场，平时稍微有些冷清，但每到星期天，赶场的人们和小商贩摩肩接踵，推推嚷嚷，那阵势如同打仗一般。夜幕降临，整个街道就被五彩斑斓的光束和嘈杂声包围，杂七杂八，混乱，却又迷惘。王家坝，像一块被遗忘的石头，孤零零地耸拉在湾子镇以西五十里开外的山落深处。

王学文在小镇上盘下了一间门面，面积不小，三个大通间，有一百多个平方。不过他不卖棺材了。他的小店出售木门木窗，画框，画架，还有各式各样看起来颇有几分气派的纯木质家具。他的门面就在小康街与和谐街的交界处。他的左边是一家五金店，右边是一家摩托车店，对面的专营窗帘。

没事的时候，王学文就喜欢往对面的窗帘店里瞟，窗帘店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在经营着。女人叫萍，就是镇上人，丈夫在几年前丢下她和她们只有一岁半的孩子跑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没有人知道。透过干净的落地玻璃窗，他看那些花花绿绿的窗帘，紫色的，黄色的，灰色和蓝色相间的，还有那些印有迎客松，印有水墨画，有凤凰，有卧虎的窗帘，那些印有囍字，有“阖家幸福”，有“财源滚滚”的窗帘。他看窗帘，也看卖窗帘的女人。他就那样安静地看，偶尔，女人也会往这边看过来。四目相对，她就婉转地笑笑。这种时候，没有谁能觉察到王学文内心激起的近乎狂热的波澜。那种笑让他无法抗拒，那是一种致命的笑，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，是一种危险的笑，是一种让你看了就无法忘记的笑，只有一刹那，但那一刹那足够穿透落地玻璃窗，然后越过十多米宽的街面，稳稳当当地击中王学文。

王学文知道这种危险的笑意味着什么。他想起了十五岁拜师学艺时，师父老黄告诉他的话：许多事情很有意思，就像我们打棺材的，你技艺精到，不仅能博得别人的尊重，还可以赚几个钱。但当你有一天意识到你是在为一个活着的人送葬，你打的棺材里面将睡着一个死去的人，就觉得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。要打好棺材，你得想通这个理儿。如今，打棺材的活计他是早丢下了。师父教给自己的东西也忘得差不多了。除了出师那天师父送给自己的那只墨斗，王学文留住的就剩下这句话！

这些年，王学文在不断地改变，在不断地忘记。

其实这个店面已经是王学文在湾子镇盘下的第二个门面了。那个时候，他是卖棺材的。他和师弟何棒槌合伙，在致富街街头租下一间只有四十多个平方的小铺子，靠着从师父黄仁贵那儿学来的手艺现做现卖。一开始生意还不错，但是湾子镇不比王家坝，很快，他们就做不下去了。因为他们发现，随着需求量的增加，根本无法买进那么多的上好杉木来打造棺材，做不出好棺材，生意自然冷清。最要命的是这个时候湾子镇进驻了一家外地人开的棺木制造厂，兼营木材的收购和销售。他们从外地进口一种类似本地杉的叫做柳杉的木材，这种木材价格非常便宜，而且容易加工，厂子全靠机器生产，一天就能生产出十来副棺木。那些外地人做出来的棺木大部分装上卡车，销到其他地方，少部分留在厂子里，卖给本地人。而王学文和何棒槌师兄弟两人连这“少部分”也干不过。

由于物美价廉，且柳杉棺木能够惑乱视听，许多本地人就改用这种看起来精美、气派，实际上却容易腐烂的棺木了。他们厂子里随时都能买到现成的棺木，人们也就不用兴师动众地砍树，请匠人，然后再花上二十天一个月地去麻烦了。相应地，那些凶死早夭的孤魂野鬼也就能够装进杉木棺材了。王家坝的棺材老黄，王学文和何棒槌的师父，也同样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家门口变得冷清的。只有那些老一辈的观念保守的人愿意再去请老黄了。

关门之后，师兄弟两人走投无路。这时，王学文认识了阿莲，也就是王学文现在的媳妇儿。阿莲人不怎么样，但她父亲曹正德是镇上出了名的木工师傅。师兄弟两个改投曹师傅门下，学起了家具以及各种木质器物的制作。曹师傅所使用的一应物件全都是机械化的：切割机、电钻头、电锯、电推刨……曹师傅膝下无子，四十几岁上才得了阿莲，现在收了两个徒弟，对师兄弟两人是疼爱有加。然而不巧的是，一个月不到，师弟何棒槌就被电锯锯掉了两个指头。从那以后，何棒槌就回何家坡种地去了。

最近一次见到师弟都已经是一年多以前，师弟娶媳妇儿。何棒槌的媳妇儿是王家坝的，师父黄仁贵给介绍的。在这之前，王学文正儿八经地做了曹师傅的入门女婿。

王学文和阿莲大部分时间待在门面里，偶尔去去老丈人家。生意一天比一天好，他就一天比一天忙，一天比一天累。阿莲很高兴，她觉得只要生意好，不出五年，就能将这个门面彻底买下，那时候，他们就有了自己的归宿，老父亲就不用操心了。王学文不这样想，有些夜晚，躺在自家席梦思床上，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条狗。他活得很累，他甚至怀念起在王家坝跟老黄学艺的日子来。那时候师父从来不会催促自己，只会叮嘱：打“好”棺材。

睡不着，王学文就会问自己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：买下这间门面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真的像阿莲说的那样，买下门面之后就有了归宿了吗？越是问自己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，他就越睡不着。越睡不着，他就越觉得难受。从王家坝来到湾子镇，他活得混沌，活得飘忽，他失去的东西越来越多。

四

太阳像要掉下来了一样，毒辣辣地炙烤着庄稼地，炙烤着何家坡，炙烤着何棒槌脚下的扭来扭去的山路。这时候，何棒槌正吃力地背着一大背篓洋芋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山路漫长，在太阳的烧灼下变得像一条摆来摆去的死老蛇。这已经是何棒槌今天挖的第二背洋芋了。洋芋很重，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吃力。每走一步，他就能听到背篓响一声，“嘎吱”，他又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骨头在响。“嘎吱嘎吱”，“嘎吱嘎吱嘎吱”，“嘎吱嘎吱嘎吱嘎吱”，一路响个不停。走着走着，他觉得眼前的山路在摇晃，高高低低，晃悠晃悠的。没走多远，他就要用拐耙支起背篓歇一气，歇足了，又继续走。现在，他就站在何家坡半山腰的一棵岩哨子树下，用拐耙支起背篓歇气。往山脚望去，他已经能看到自家的半边房子了。那是一栋大砖房，盖火瓦。爹留下的。去年娶媳妇儿之前刚刚翻修过。看到了自家的瓦房，何棒槌就仿佛看到了媳妇儿白云，他就走得更着劲儿。走着走着，他甚至闻到了香喷喷的豆豉蘸水的味道。他知道，媳妇儿已经在家把饭做好了，甑子里面一半儿是苞谷饭，一半儿是大米饭。桌子上有一锅红豆酸汤，红豆温润饱满，酸菜是昨天新扎的。舀一大碗饭，再浇上红豆酸汤，就着豆豉蘸水，何棒槌一口气能干掉五六大碗。但现在何棒槌担心媳妇儿的饭做少了，他想，现在自己一定能吃他个一二十碗。他实在是太饿了。

媳妇儿的饭真的做少了，吃了四大碗，何棒槌虽然没有完全饱，但也不怎么饿了。他原本是打算接着去地里挖洋芋的，但白云面色不大好，说是肚子有点痛，所以何棒槌决定带白云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看。白云怀孕五个月了，身体一直正常的，但自从媳妇儿怀孕之后何棒槌就不让她干活了，只在家里做做饭，喂喂他们家那两头猪和二十一只鸡。地里头大大小小的活路全是何棒槌一个人在撑着，薅苞谷，追肥料，扯红豆，挖洋芋，何棒槌忙得晕头转向。虽然累，但很开心。看着媳妇儿一天天变大的肚子，何棒槌能够想象到，不出多久，自己就要当爹了。他希望白云给自己生个儿子，这年头，有个儿子比什么都金贵，比什么都稀奇。

从何家坡到湾子镇要先走一段山路，汇到马路之后，才可能拦到车。那段山路照旧是崎岖，不过男子汉只要二十分钟就能到。但白云挺着个大肚子，又有些不舒服，根本没法走这山路。何棒槌只好到幺叔何发财家借了副背架，垫上毛毯，让白云坐到背架上。白云比一背篓洋芋轻得多了，然而何棒槌是不敢大意的，所以这段路他走了三十多分钟。

汇到马路后他们就拦到了一辆面包车，司机答应二十块钱将他们拉到镇卫生院。

何棒槌一共交了三百二十几块钱。媳妇儿已经在做检查，何棒槌突然想起师兄王学文就在镇上，他掏出结婚时买的诺基亚手机，拨通了师兄的电话：“喂，你谁呀？”“师兄我是棒槌，我在镇子上，就在卫生院，我媳妇儿怀孕了，带她来检查。”“哦哦哦，是你呀兄弟，媳妇儿生孩子啊！咱们一年多不见了吧，待会儿我叫上阿莲一块儿来看你们，现在有点忙，先挂了啊！”随即电话里传来一阵嘟嘟声。何棒槌还想说些什么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悻悻地把手记揣回裤兜里。

媳妇儿做完检查，哈着腰从检查室走出来，何棒槌赶忙上去搀扶。恰好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的医生出来了：你媳妇儿没事，挺好的，就是缺点营养，回去好好补补就行了。看着何棒槌，白云勉强地笑了。看得出来，她很累，她需要休息了。

五

太阳依旧毒辣，何棒槌没有心思挖洋芋。从卫生院回来这几天他天天杀鸡，现在家里养的二十一只鸡已经只剩下十七只了。白云胃口好，吃得下。只要吃得下，何棒槌就高兴。他想起自己有些日子没去看师父了。师父一个人待在王家坝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不容易。

这天何棒槌一早就杀了一只胖母鸡炖在砂罐里，然后他又从柜子里挫了八斤苞谷，去五爹何酒精家打了四斤酒。安排停当之后他就出门了。他要去王家坝，去接师父过来住两天。他想给师兄王学文也打个电话，但是没打。他知道师兄很忙，也知道自己和师兄在慢慢疏远了。何家坡和湾子镇有许多不同的地方，只要自己待在何家坡一天，他就不得不接受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差异。

王家坝还是老样子，只是师父多了一些苍老。何棒槌来的时候，棺材老黄手上的活儿恰好完工。看到徒弟，老黄嘴角露出了一丝丝不易察觉的笑。

这一夜师徒两人聊到很晚，四斤苞谷酒被他们喝去大半。

“你娃儿少喝点吧，就要当爹了，师父替你高兴着呢！”白云已经睡了，何棒槌并没有停下来，继续朝碗里倒酒。“师父，我觉得师兄离我们远了。他很久没去你那里了吧？”老黄没有说话，从腰间抽出随身携带的竹根烟杆儿，装上叶子烟，吧嗒吧嗒地吸起来。他吸得很用力，吐出的烟子一圈一圈地在略显昏暗的屋子里翻滚。“礼福大哥来电话没有？他还是那么忙？”何棒槌接着问。老黄还是没有说话，端起桌子上的土碗，猛地往喉咙里倒了一口酒。伴随着师父的咳嗦声，何家不知不觉已坡跑到了下半夜。

而老黄和何棒槌都不知道，当他们喝酒的时候，王学文正在做着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。

那天黄昏，他再一次遭遇窗帘店女老板的摄人心魂的笑。这一次，王学文平静下来了。晚上八点多，他蹑手蹑脚地踱进了窗帘店。

等到老黄和小徒弟准备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已经是鸡叫第二遍了。王学文气喘吁吁地从窗帘店老板的身上爬起来，安静地点燃了一根烟。烟雾在迷乱的房间里蔓延，一根烟燃尽，他准备起身离去。走到门口，他又猛地抽回身来，掀开被子，在萍的奶子上狠狠地咂了一大口。“什么都不重要了！”他说。

一场雨糊里糊涂地下下来。下在湾子镇的每一个角落里，下得绵绵密密，下得拖拖踏踏。小镇子又该湿上一阵了。每逢下雨，那些个沟沟坎坎旮旮角角就到处是污水。街面上没有一处落脚的地方。而王家坝的小河水就像是吃了米稀饭的饿死鬼，哗啦哗啦闹个不消停。这个季节本不该下这样一场雨，是的对于即将进仓的苞谷来说这场雨确实显得稍微大了点。但是老天爷的事情没有谁说得准，进一步说，这个世界上的事，又有谁能够说得准呢？有些人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，有些事，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发生。也许，这就叫做在错的地点摊上对的事儿。又或者说，这就是在对的地点摊上错的事儿。然而生活的死寂与突变如同那街面上的污水，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流出来，也不知道它将要流到哪里去。只等待着在某个时刻，将某个在雨天出行的人的鞋子打湿。

这就叫做宿命。

“天无三日晴呐！”王学文斜靠在老丈人曹师傅家门口的水泥柱子上，愣愣地说道。看来这雨又得持续几天了。这样也好，下雨天不用忍受公路上扬过来的一浪一浪的灰尘，不用刻意扼制心底里涌上来的一波一波的烦躁。实际上，王学文有点享受这种难得、短暂的冷静。

老丈人在里屋看电视，他往影碟机里送了一张山歌碟。还是那张“夜郎山歌”：从小和妹去玩耍，从小和妹去上学……

等下过这场雨，人们就该收苞谷了。收苞谷，天气就该转凉了！

六

谁也没有想到，白云会以这样的方式死去。

那天一早，雨还没有停，但雨势已经明显减弱。黄仁贵一夜没睡好，他的眼皮子跳得厉害。来徒弟家两三天了，他觉得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，心里莫名地泼烦。不顾何棒槌的再四挽留，他决定回王家坝了。

何棒槌拗不过老黄，又从柜子里挫了十斤苞谷，去五爹家打了五斤酒装在水壶里。他准备送师父回王家坝。走的时候，白云叮嘱他，顺道去湾子镇买点盐巴，家里可不能断了盐的。何棒槌没有想到，他这一走，就将白云和白云肚子里的自己的孩子永远地丢在了何家坡，丢在这栋他们去年结婚时刚刚修整过的砖房里。

礼福是在一个黄昏打来的电话。那时候，黄仁贵正坐在自家的院坝里，大口大口地抽着叶子烟。雨早就停了，只是不知道老黄的水缸不知什么时候被别家的猪拱翻，摔成几大块，水淌满了整个院坝。

“爹，你身体还好吧？你一个人在家少喝点酒，别让我们操心啊！”老黄觉得儿子的声音是那么冰冷，透过电话传过来，像是隔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。不，儿子确实是在千里之外。他想告诉黄礼福，棒槌兄弟的媳妇儿白云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死了，而他的徒弟，黄礼福的兄弟何棒槌不知所踪。他终于还是没有说出来，在那一瞬间，他觉得，湾子镇的一切，何家坡的一切，乃至王家坝的一切，都已经与儿子无关了。儿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远离了这片土地。确切地说，他已经算不上是这里的人了。身边的一切都在远去。

挂完电话，他心里的痛苦丝毫没有减轻，反而加重了。他憋得慌，肚子里仿佛装进了一大锅辣子水，火急火燎，闹得他将近七十岁的身子摇摇欲坠。他知道，为什么那天在棒槌家一夜没睡好，他知道，那个早上他为什么要急着回王家坝了。他不该死，何棒槌也不该死。或许真是白云阳寿活该尽了。所以她没有躲过那场千年不逢，万年不遇的山体滑坡。白云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他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甚至连他的父亲母亲都没有看上一眼，也该是阳寿尽了吗？

再一次坐回院坝里，几行老泪稀稀落落地滑下来。老黄明白，自己是站在七十岁门槛上的人了，该死的人是自己，阳寿尽的人是自己。七十年，什么光景没有见过呢？他看够了，也活够了。而白云和白云肚子里娃娃的死，是用不着棺材的。他们家的砖房是她娘儿俩最好的棺材。

一连两个月，老黄啥事儿也不做，每天起来，就背上徒弟何棒槌送给自己的水壶，装上苞谷酒，朝着何家坡走去。太阳打到山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从王家坝赶到何家坡了。然后打开水壶盖子，喝一口，朝着那堆黄土倒一口。水壶里的酒喝完了又被灌满，灌满又再次被喝干。

地头的苞谷就那样任由它滥去了。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呢？他对自己说。包括打棺材。

而这些事，老黄城里的唯一的儿子黄礼福一无所知。老黄的大徒弟，湾子镇上的王学文也一无所知。

老黄不太相信徒弟何棒槌还会回到这个地方。不过两个多月以后，何棒槌确实回来了。何棒槌没有去何家坡，径直来了王家坝，来到师父的家里。

老黄在迅速地老去，何棒槌也在以同样的速度飞快苍老。他们坐在同一张板凳上，没有说话，没有眼泪。良久，老黄喉咙里卡出两个字——儿子！“儿子。”何棒槌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我什么都没有了。”何棒槌喃喃地自语。

“儿子，往后我们一起过吧！”

七

奇怪的是，王学文也回到了王家坝。

那已经是冬天。老黄和小徒弟实实在在地吃了一惊。不过他们并没有多问。

王学文同样没有告诉他们，所有这期间湾子镇上发生的一切，他自己所经历的一切。

开春以后，师徒三人重抄旧业，打起了棺材。

回忆起这段往事，黄礼福坐在下午三点多客厅里，一边微微闭上眼睛，一边小口地啜着咖啡，缓缓地对儿子黄智远说道：你的学文大伯也是可伶人。当年事情败露，那个叫做萍的窗帘店老板远走他乡，而他自己默不作声地离了婚，回到王家坝你爷爷家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离开王家坝半步。我对不起你爷爷，对不起王家坝，对不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啊！我终究是背叛了这一切。

父亲说这些的时候，黄智远有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。他没有见过爷爷，也不知道王家坝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更不知道父亲说的王学文大伯，还有何棒槌叔叔是什么样的人，是干什么的。他一边听父亲讲述那个远在乡下的陌生的故事，一边掏出手机，给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发微信：嘿，你好，我们聊聊！

（载《山东文学》2015 年第 7 期；后被2018年5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林中笛》收录）